南京长江大桥上，冷风呼啸而过。

(资料图)

阴霾水雾遮住了前路，赶路人归心似箭，将头盔遮住耳朵，双手攥紧把手加速，再加速，桥两旁的玉兰花灯柱疾驰后退，仿佛与桥上的一切喧嚣隔绝。

没有人注意，玉兰花灯旁，有一束灰暗的光，男人拿着白色毛巾，对着大桥栏杆上一行字，来回擦拭。男人名叫邱志杰，艺术家，他身材瘦小，小麦肤色，被擦掉的字迹血红，沾满灰尘。那是一行颜体行书风范的书法，写着：“当爱烟消云散，我剩下的只有忘情。”

被擦掉的这行字，是2008年1月6日大桥自杀者割破手指写下的遗墨。邱志杰割破自己的手指，在遗墨旁边写下了一行新字，“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”。他把这句无厘头的话比喻成一个钩子，想用它“把自杀者从钻牛角尖的情绪中钩出来”。

邱志杰用艺术干预自杀的方式，答案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否跳脱出自己。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著名桥梁之一，也是自杀高发地之一。在这里，人类的自毁倾向被无限放大。大桥高60米，站在桥边，江水离自己仿佛只有两三米，静止的波纹触手可及，一个万念俱灰的轻生者站在栏杆前，徘徊数趟，纵身一跃，不消7秒，便消失在滚滚江水中。

悲壮，瞬间弥漫到大桥的每一个角落。据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统计，过去至少有2000人从这里跳桥身亡。

比邱志杰早五年的2003年，“劝生者”陈思更早地走上大桥。他总是穿着黄色马甲，眼睛机敏地观察桥的两旁，电瓶车车身上“善待生命每一天”七个字，似乎在告诉轻生者：“转念接纳，方可重生”。往后20年间，陈思骑坏了9辆电瓶车，帮助开导了11080位对生活无望的人，救回463名轻生者。“南京天使”的称号也因此被传开。

上图：2023年7月1日，一位神情紧张的小伙子趴在栏杆上望向江水，陈思始终在其身后盯着他。

大桥全长4.7公里，一趟来回是9.4公里，陈思每日巡逻9次，总里程数是84.6公里。风雨无阻，无一例外。经年累月，陈思的脸、胳膊和胸口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红斑，这是大桥上的烈日赐予他的“勋章”。“年纪大了，我一使劲手就抖，怕一下拽不住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。”陈思思量再三，决定在2023年9月19日这个日子正式退休，不再上桥，但依然在驿站救人，希望相关心灵康复机构将自己救人的经验传下去。

在陈思退休前夕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前往南京，在长江大桥和心灵驿站，访谈了这位“中国好人”。在陈思走红故事背后，有死之悲痛，生之幻想，更有一个好人“必须成为好人”的挣扎和困境。“整整20年，这是我对自己的交代。”

生死

面对镜头，接受过许多媒体采访的陈思，依然有些紧张。他端坐着，双手合十，说到口渴了，就迅速拿起茶杯抿上一口。不时，他会请求暂停采访，好让他有时间再抽上两口烟，缓解焦虑，私底下，陈思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。

夏日清晨，天亮得早，6点，陈思准时出现在桥北路或四平路的两个大桥入口处，开始一天的巡逻。他个子不高、微胖、皮肤黝黑，戴着十分显眼的蓝色头盔，骑着一辆有些破旧的电瓶车。南京长江大桥的南堡，有一处可停歇纳凉的建筑，那是陈思常年的据点。

曾经有家江苏著名企业捐给陈思一辆电动车，并承诺每年更新一辆，但由于没给发票办不下来车牌，只能放在家里落灰，一年一辆的承诺也不了了之。

陈思停下电瓶车。不远处，一双白色的杂牌运动鞋，叉开着在南京长江大桥的红色方格地砖上形成一个不标准的“丁”字。鞋子在陈思眼中往往意味着死亡，不出意外，有时，鞋子里还会滑出一个手机和一封遗书。

上图：南京市葛关路132号，驿站门口，陈思骑上电瓶车准备上桥巡逻。摄影/吴雪

警察很快为了那双白色运动鞋赶来，报警的是路人或目击者，不是陈思。二十分钟前，陈思来这儿巡逻时，并没有看见要跳桥的人。水上公安船也驶过来打捞尸体，没有任何发现。

桥栏旁还有一个三角式的浅色擦痕，上面散落着两块一元钱的钢镚。陈思也总在大桥北堡往南数的第13根玉兰花灯柱旁看见它。那儿是大桥主桥的中界线，江水最深，人倚靠着栏杆，视线只会拥有广阔江面上鱼鳞波纹闪着的白光。如果陈思探出头去，看见靠近江面的栏杆外侧同时变浅，“妥妥有人下去了”。

陈思有些懊恼，但也清楚，长江大桥没有盖子，它像一个死亡漏斗，决心赴死的人被救上岸的几率并不大，他唯一能抓住的是在生死之间徘徊的人。有一日，陈思在桥上巡逻，看到一位黑衣女人坐在一块棱角分明的土房基石上，用手捂着右脸时，陈思忽然停下，“这人不对劲，她用手擦鼻子，有鼻涕就肯定有眼泪”。陈思迅速聊起江里的鱼和女人拉近距离。

女人抬眼看他，瞳孔外侧满是血丝，女人并不排斥与陈思对话，她用手擦掉鼻涕眼泪，抹在裤腿和运动鞋上，开口说话了，女人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母亲，与丈夫每天砸墙刷漆把儿子供上大学，买江景房。现在丈夫打工还房贷，她带孙子，儿子却因同事换车，也想要父母把自己那辆十万元的车换掉。

陈思确认这是一个想要自杀的人，转而开启了劝人模式：生气死了是仇人高兴，亲人倒霉。好好活着，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能有过不去的坎。女人抽泣着，掏出手机打电话给丈夫，用陈思都听不懂的方言倾诉着，半小时后，她按下挂断键，起身，说自己要回家了。

目送黑衣女人离去，陈思笃定她不会再回来自杀，那几句话够她用了。而救人的时间久了，陈思从背影就能判断出桥上的人是否有自杀的念头：“内心极度挣扎的人，肢体背影是僵直的，眼神空洞，嘴唇干裂，看着就像没有灵魂的空壳，那么他一定正在考虑怎么解脱。”这是陈思用每次猜测失败后遭到的白眼，逐渐累积成的经验。

但当轻生者开始攀爬栏杆时，陈思就顾不上那么多了。有一次，一位68岁的老人已经把右脚搭上了栏杆，陈思立马停车，脱下自己的志愿服，一只手撩着，一只手指向要跳桥的老人，从大桥上四道拥挤的车流中挤了过去。他环起手来卡住老人的腰，将他拽了下来。

长江大桥边的护栏高1.5米，由于背面没有着力点，攀爬护栏不好借力，个子小巧的女人会脱下高跟鞋，直接纵身跃下，几乎不留给他反应的时间。

2013年9月19日，陈思开始在《大桥日记》上记下与轻生者有关的故事，其中不乏他自身的主观感受。这本命名为《大桥日记》的日记，最初是一本又一本靠双手写下来的日记，后来被志愿者摘录成博客誊写到网上。

因救人走红后，四川某出版社找到陈思，希望以30万元的版税将《大桥日记》出版成书，遭到他的严词拒绝。“那些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，我怎么能拿别人的伤痛卖钱。”陈思心里这根“警戒线”，不允许任何人去碰。

上图：关于《大桥日记》，陈思有自己的打算，他准备奉献给南京大学心理系同学，供研究使用。

噩梦

7月23日清晨，天雾朦朦的，陈思和志愿者一行来到长江大桥桥下，为自己未救回的人做了一场法事。当天，陈思猛抽了几口烟，手里的香烟一下子燃烧了一半，他皱紧眉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在他看来，这一仪式，谈不上什么意义非凡，却是解开自己心结的一种方式。

救人前几年，陈思每晚一躺下就做噩梦。梦里，被渣男欺骗的女人，无法给妻儿提供更好生活的沮丧男人，追求完美的知识分子，得抑郁症的高中生……通通在他的注视下坠入江底，随滚滚波涛而去。每次惊醒，他都要被吓出一身冷汗，手脚冰凉。

陈思，想要的不过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
早些年，陈思救人的故事登上新闻，被大量媒体报道。即便是救人性命，互联网上也传来不同的声音：“连死的权利都没有，这些人真惨。”陈思很不屑，风凉话谁都会说，但救人这件事，做一次就赚一次。陈思守望大桥几十年，见过太多轻生者想离开人世前的最后一瞬。他始终觉得自杀是可以被阻止的，也有理由这么相信。

那是一个星期四，陈思去物流公司上班，没有去巡逻。一位1米66的小伙子推开路人的阻止，翻越栏杆打算纵身一跃。小伙子看着底下汹涌的江水，突然反悔了。

他双手紧紧扒住栏杆撑了半个多小时，直到体力不支。那是11月，秋天，桥边萦绕着白色的迷雾，他陷入迷雾中，身体慢慢变斜，双手撑开，最终以背影拥抱江面，扑通一声，溅起了三米多高的水花。50米的坠落时间，不超过3秒。

小伙子穿着厚羽绒服，没有立刻沉入水底，过路的渔船将他拉起来，西裤上的皮带都被冲开，露出了肚皮。不幸的是，他的内脏已经被江面拍碎，两个小时后因内出血抢救无效死亡。“小伙妈妈打来电话哭诉，如果当时你在就好了，你有经验，路人只知道围观，不敢去救。”

事发第二天，再度上桥，陈思也想，如果他在就好了。越想越觉着胸闷气短，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，大桥上的清洁工帮他拿来了降压药，陈思就着水“咕嘟咕嘟”大口吞下。

陈思最害怕的是，有人从自己眼前自杀死去。

2003年的某一天，陈思曾在大桥上救下一名因丈夫出轨而想不开的年轻女子，当天下午，女子返回大桥，跳入江中。当时，陈思距离她300米，救助无果。

那天晚上，陈思一口饭没吃。自此，他养成了抽烟喝酒的习惯。逮到烟抽烟，逮到酒喝酒，仿佛酒精和烟草的微醺，能铲除掉躲藏在脑海深处的阴霾。但未能救人的恐惧常年伴随着陈思。当一个红头发的女孩骑上桥栏杆时，陈思曾试图救过。

他发动助力车，但油门加得太猛，发动机到处漏油打不起火来，只好跑步前进。在离女孩200米的时候，她跳下江去，身影在水中冲过50米，还能听见女孩喊救命的声音。一个浪打下来，水面终于又归于平静，陈思再也没见到她，连那红颜色的发丝也再没能见到。

上图：陈思和警察合力救下一位轻生的白衣女子。他在朋友圈感叹：“年轻人跑的太快，跟不上了。”

陈思说，那天晚上他梦到江水形成巨大的漩涡，女孩就在眼前坠落。自己在桥上边跑边喊，差一点儿就到了。陈思被老婆推醒，问你怎么脚踢手刨像跑步一样？后来他还梦见这个女孩许多次，“但不再是红头发，而变成了黑头发、绿头发”。

都说时间能治愈一切，但陈思总是本能地拒绝采访，因为采访意味着袒露，将记忆一点点地剥落，这很残忍。“这些记忆又不是什么功劳，是人家的疮疤，我心里一直记着。”

对于轻生者而言，复盘糟糕的人生体验更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苦楚。自杀是一件不光彩的事，公开露面甚至倾诉，他们均避之不及。陈思拨通了一个曾经救过的大学生的电话，第一次拨过去，空号；第二次换了一个号码，对面传来一个年轻男孩的声音，男孩迟疑了十多秒，最后说：“你找错人了吧？”陈思撇嘴，耸肩，挂断了电话。

撑伞

救人多年，陈思早就意识到，人在最困苦的时候，并不只会挣扎求生，也有可能确实会主动地放弃生命。对那些轻生者的有意忽视，在某种层面来说是一种逃避。他人的死亡，不意味着声音的消失，恰恰是提问的开始。

多年来，陈思内心正义的灯塔从未熄灭，他属于心灵鸡汤作者口中的一种人：自己淋过雨，也不忘为他人撑伞。

关于救人的“起心动念”，陈思自己也说不清、道不明。应对媒体的说法是，2003年9月，他一边炒菜一边看电视，当时《南京零距离》正播放一个来自苏北男人从大桥上跳下来的镜头，男人摔在花坛边上，脖子上的金项链还反着光，“一看那个场面，我菜都炒煳了”。

在救人之前，陈思是一个从宿迁农村到南京市打拼的农民工。他在1990年来到南京，去到建筑工地上挖土方，约定月薪300元，每天推板车铲铁锹，身上穿的衬衫脱下来，抖会儿都是盐。建筑工地的老板是容易消失的一类人，陈思用自身经历体会到了这点。

没有拿到工资，从家里带来的100多斤大米吃完后，陈思和三个老乡开始流浪，睡在大桥底下，去偷田里的茄子。直到遇见同乡人，陈思留在菜市场拾捡破烂，卖了两年的熟菜和水果后，终于在1995年5月1日开了一家小商店，在城里站住了脚。

上图：葛关路132号，是陈思搬迁的第六处心灵驿站，三年一换，像一个魔咒。摄影/吴雪

现在，已经53岁的陈思在一家物流公司做副调度，他太清楚社会底层人在大城市的生存现状了。20年救了463人，他们以剧烈的方式推动着陈思命运的齿轮。陈思原名陈后军，出生于1968年，与大桥同岁。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，年幼丧母，父亲身有残疾，打小就与年迈的奶奶在乡下相依为命。

陈思，是他在接受第一次采访时，随口说的，带着点儿“高风亮节，做好人不留名”的意思。救人这事，总让陈思觉得生活很“甜”，这份“甜”，来自于奶奶的缘故。在陈思的记忆里，奶奶就像是瑞典作家巴克曼曾在小说《外婆的道歉信》中写到的那个古怪又疯狂的外婆——出了名的话痨、爱管闲事，可又时时热心肠，与人为善。

幼时，每到农闲，奶奶便会带着年幼的陈思去帮助邻里乡亲调解纠纷，他打小就看着奶奶劝好一对对闹起矛盾来就要死要活的小两口。

陈思11岁那年，村东头的老李家庄稼颗粒无收，老李自觉家中困难活不下去，准备喝农药自杀，被奶奶一把救下。奶奶劝人的功夫，老李的媳妇感激地将家中仅剩的几块馒头片丢进锅里炸了，撒上白糖，端给陈思当零食。奶奶一直是陈思心中的“超级英雄”。

《外婆的道歉信》的故事中，外婆最终因病去世，陈思的奶奶，也在2010年因病去世，享年86岁。那一年，瑞典的一位导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奶奶的葬礼，以奶奶为原型拍摄了一个故事片。陈思在朋友圈写下一段文字：“对不起，你可以一场就走，我还要顽强坚持着，因为有爱，有坚持，或许会好。”

每次，曾被救起的轻生者打来电话，陈思总告诉对方：“不要再打电话来了，我明天就换电话了。”事实上，20年了，他的电话号码从未换过。2008年，陈思的手机号被印在了全国八年级中学生的政治课本上，那段时间，他平均每天要接上百通电话。

在陈思心里，人都不该死。别人不需要感激他，只要自己有能力后，看到身边的人需要帮助时可以援手，就算是对自己最大的回报。

2014年，陈思救下了一个轻生者，他坐着火车跑到千里之外的郑州善后。当晚，陈思找到一家当地餐馆吃饭，结账时，老板告诉他，单已经买过了，柜台里面还准备了四箱土特产给陈思。聊下来，陈思才知道，偷偷结账的顾客，是他曾经救过的一位“轻生者”，对方不敢见他，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感谢。

餐馆老板描述“匿名者”的样貌、眼神、穿着打扮，但陈思记不清，他救过的人实在太多了。“你说你姓什么呀，没说，就告诉陈大哥，他一切都好。”陈思笑着摇了摇头，嘴上埋怨着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欣慰。

救心

陈思每一次伸手，总能触碰到社会最深层的戾气与无奈。十年前，陈思救的被家暴者最多；十年后，抑郁症成了那道难以逾越的坎，轻生者作茧自缚，把自己死死捆绑，不给喘息的机会。陈思只能理出“千丝万缕”，拽出这根线，一点点解开，给他走下去的力量。

自2006年开始，轻生者的反复自杀，让陈思突然意识到自己能量的局限，救人不是终点，善后救心才是，这个世界上总会有“光之手”无法照拂到的角落。陈思决定包揽下这一切。

上图：2023年2月，陈思接受芬兰报纸赫尔辛基新闻记者采访。

陈思拿走妻子的存折，用里面原本打算买房的8万元，在距离大桥20公里的大厂区租下一间平房，取名“心灵驿站”，从桥上发现自杀者就把他们带进来，“吃饭，喝酒，让他哭，控制手机，请家人来接”。顺利的话，善后将按照这个流程进行。

葛关路132号，是陈思搬迁的第六处心灵驿站，三年一换，就像一个魔咒，仿佛轻生者将阴霾留在了驿站，满载负荷后，换一处再重新装载。驿站所在位置是一处老式家属院，水泥砌起的门头十分破旧，铁门也有些生锈，院子里碎石子散落，像是很久没打扫过，略显破败。

驿站在长廊的其中一间，面积40多平方米，进门有两张办公桌，一个书架，放满了心理类书籍。四周墙壁上贴着绿色的临时贴，“泪一定要流，饭一定要吃”。往里走是一个“开导室”，里头挂满了陈思和名人的合照，冯巩、孙晋芳、孙俪，最大的一幅是和鲁豫的合影，半米宽高，高摆在书柜上头。“之前给小商店站台用的，现在让萍水相逢的人快速入戏。”陈思说。

在驿站，轻生者短则待上三五天，长则一两年，也因此，陈思聚集了几百名不具名的志愿者。包括距离大桥6公里的“广群大排档”夫妇，驿站对面橙色建筑的酒店老板。妻子因为陈思救人的事情要和他离婚，他急了就说，我一年能救26个人，你一年能生26个孩子吗？陈思一步步扮演起“救世主”的角色，也看到了被救者自杀表面背后生活的阴影。

尹岩在自己早饭摊被市容没收的那个上午走上大桥时，身上还围着围裙和护袖。陈思将他救下后拉到南堡公园吃饭，席间得知，尹岩4岁女儿还被锁在大桥南路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，床边放了一桶水和几个馒头，哭得嗓子都哑了。

在驿站的老旧桌旁，有一叠便签纸，上面是陈思的字迹：“做事知止，修法无限。”陈思经常能够改变自杀者的生死，但也经常发觉，很难改变对方的命运。长期为NHK电视台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何祖杰曾问陈思，你最想回访的人是谁？陈思回答，我想去找小潘。

2010年，陈思在大桥栏杆下救下23岁的同乡小潘，他开口说自己是一个电焊工，把双手弄伤了。陈思把小潘带回驿站，并介绍他去建设江北公司做电焊工，月薪2000元，包吃包住。两年后陈思再去公司，发现他早已经辞职，失去了联系。

陈思回宿迁老家寻找小潘，发现白色房子里已经没有他生活过的痕迹，父亲说，儿子已经三年没回家了，也从未给家里打过一通电话。陈思叹息：“找不到他没办法，后面的生死跟我没多大关系了，我决定不了。”旁人听了，知道这是一句“反话”，陈思只说他的无力感。

在《大桥日记》里，陈思曾记下这样的字句：“有的故事随江水流逝。有的故事得以挽留，我便记在这本日记里。我希望自己是个编剧，续写这些故事，但故事的走向终将由剧中人自己把握。希望结局是美好的。”记者｜吴雪